日前，我接受了無線新聞特備節目的訪問，探討特朗普（Donald J. Trump）重掌白宮，勢必對美國國內、全球格局，以及政治和經濟層面帶來的深遠影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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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面對美國貿易戰和科技戰的挑戰，我們需關注特朗普上任後的潛在影響。這可分為三個主要層面：一、提高貿易關稅門檻；二、切斷供應鏈和生產鏈；三、實施高科技制裁。就著這些層面，以下幾點值得特別關注：

 

        首先，特朗普的「美國優先」政策並非單純針對中國，而是面向全球，採取一對一方式與各國談判，試圖運用美國的規模優勢施壓其他國家。這可能會為中國與歐洲的關係創造緩和機會。

 

        其次，是對中國的影響。儘管中國經歷多年貿易戰，並在拜登總統（Joe Biden）任內持續，影響已逐漸減弱。中國2024年出口佔GDP比重降至16%；其中對美出口僅佔15%（相比2018年的25%）。而且，加稅成本多轉嫁給美國消費者或當地供應商，短期對出口方影響較少。市場上目前存在著1:4的比例的說法——即如中國生產的物品價值1元，在美國市場售價可達4元。因此，只要稅收和其他支出總和不超過4元，就不會對中國整體出口構成根本性影響。

 

        在科技壓制方面，企業與政治的角力尤為關鍵。特朗普周邊存在兩大勢力：一是以馬斯克（Elon Musk）為首的商界，重視利益，傾向維持與中國往來；二是傳統共和黨內的極端智囊，主張推動中國政權更替（regime change）。議題走向將取決於特朗普如何平衡這兩股力量。

 

        在台灣政策上，特朗普的核心考量不在台灣本身，而在於如何藉台灣牽制中國。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奧布萊恩（Robert O'Brien）今年7月的文章指出幾項重點：包括向菲律賓等鄰近地區提供美國退役大型戰艦，以及收縮全球管理範圍，集中應對中國和其他關鍵地區。

 

        外交政策上，特朗普採取的並非純粹的孤立主義（Isolationism）。美國學者米德（Walter Russell Mead）認為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類似南北戰爭時期傑弗遜總統（Jefferson Davis）採用的不完全孤立主義，這將體現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。預計特朗普將推動台灣重要產業，尤其是晶片等高科技產業遷往美國本土，以實現「再工業化」和「美國優先」的目標。這策略不僅針對台灣，還將延伸至部分歐洲國家。

 

        事實上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抑制中國發展上已有共識，只是手段各異。拜登採取聯合歐盟、南韓和日本等盟友共同制衡中國；特朗普則著重美國自身利益，認為憑藉美國的實力足以採取一對一的國家談判策略。這也說明了為何特朗普主張向北約和台灣等收取軍費和保護費。無論如何，中國面臨的美國挑戰並未減輕，只是形式有所轉變。可以預見，特朗普將犧牲部分經濟效益，轉而著重國家安全，進一步推動逆全球化（Deglobalization）趨勢。

 

        對香港而言，我們必須警惕特朗普2020年任總統時曾提出要求跨國企業總部撤出香港的主張，儘管當時因疫情和總統換屆等因素未有落實。在特朗普即將再次就任之際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，必須採取預防措施，在中美關係新局勢下保持靈活應變，持續優化營商環境，深化與全球企業的聯繫，同時把握「一帶一路」和大灣區發展等機遇，減低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衝擊。